| 开征资本利得税能有效缓解大小非抛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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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可以做许多好事，但并不能做好每一件事。“大小非”解禁流通即是一例。
按照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达成的契约，在非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后，“大小非”就获得了3年后无条件的流通权。换言之，一旦“大小非”解禁，这些股份就可以以他们愿意的价格随时在二级市场抛售变现，而政府是不应当干预的。
假如这样的观点是对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股市将要忍受70％非流通股对30％流通股的稀释，从而在新的供求格局下达到新的市场均衡。由于大量“大小非”的持股成本异常低廉，比如顺鑫农业今年一季度出售167万余股空港股份，获益2825万元，而空港股份2008年一季度均价在16元左右，与卖出所获收益2825万元相比，推测持股成本为零。假如一任这些成本低廉的“大小非”没有约束和限制地抛售，那么中国股市将有可能在1500点甚至更低的位置，才能达到新的市场均衡。换句话说，中国股市将要按照“大小非”这类产业资本的持股成本，而不是金融资本所谓的合理市盈率，来重建新的供求均衡和价值体系。
新的供求均衡和价值体系的重建有什么不好吗？如果这样的均衡和重建只发生在买者和卖者之间，与旁观者的福利无关，那么这的确没什么不好。事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由于“大小非”解禁后的流通量近似滔滔洪水，且持股成本极低，一旦放任抛售，巨大的冲击力不仅会迅速冲垮所有市场坚守的价值体系，巨大的价格落差也会导致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失灵。市场失灵，就会使市场结果扩大到了买者与卖者的福利之外，最终影响到社会旁观者。这个旁观者是谁呢？就是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总福利。
卖者和买者的行为存在外部效应，决定了按照“大小非”意愿达成的市场均衡，很难是有效率的。这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利益最大化。因为，新的供求均衡和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不仅是大量中小投资者巨额亏损、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消费信心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大量基金和券商等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危机的过程。同时，也将是整个金融体系遭遇风险威胁和社会稳定遭遇动摇可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小非”获得了一己之私利，但中国资本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却要为之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如此可预见的市场均衡格局演变趋势下，鉴于“大小非”抛售不可能去考虑自己行为的外部效应，政府能做的就是影响这种行为，以保护旁观者的利益。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证监会在4月20日及时发布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通过对超过总股本1％的股份出售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的规定，来减缓“大小非”解禁后给二级市场带来的巨大抛压。“大小非”减持新政的出台，表明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大小非”无度抛售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危害和严重后果，但从政策力度看，人们并不认为目前的新政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小非”抛售的负外部性问题。这不仅因为新政存在许多“大小非”可以规避的政策漏洞，而且对“大小非”的解禁潮也很难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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