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曙松：国有银行贱卖贵卖之争只是表面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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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外资买入国有银行股权的争论中，不仅有“贱卖论”，也有“贵卖论”。这种“贱卖贵卖”之争实质上是监管制度和金融市场差异导致的。
因此，国有银行股权“贱卖贵卖”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表面的问题，而定价差异实际上是监管制度、会计制度的差异等因素导致的。根本性的问题是监管机构如何完善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监管制度，银行如何真正在引入外部投资者以后改善公司治理，通过开放促进中国银行体系运行效率的不断提高，促进金融业服务质量的提高，避免再出现原来数万亿的不良资产。
金融对外开放与风险防范并不冲突
上海证券报：有观点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损害我国的金融安全，您如何看待这一点？20世纪90年末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过度开放有关。
巴曙松：在讨论金融安全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不能混淆金融业作为一个服务业的开放与外资跨境流入的资本市场开放；其次，评价金融安全，关键还是看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如何，是否可以有效地把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运用的主体手中，而不是变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消耗掉。因此，可以对照看出，封闭的银行体系制造了上万亿的不良资产，这是对中国金融来说最大的不安全，而适度开放之后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大幅下降、经营效益明显提高，这使金融安全显著提高。
巴西和阿根廷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可能确实存在没有很好坚持自主开放原则的现象，也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需要研究和讨论。
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同时，由于货币高估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过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游资进入，在经济下滑时大约400亿美元的游资撤出，最终酿成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也起源于它的巨额公共债务，经常账户长期利差主要依靠资本流入来维系，最终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酿成危机。归根到底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脆弱性加强、区域金融局势动荡的时期，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但不能将这个问题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混为一谈。与上述两个国家不同，中国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显然坚持了“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的原则，渐进性、阶段性的特点十分明显，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与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也一直在2%左右，另外我们还明确提出了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必须在三年以上，这些做法都与巴西、阿根廷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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